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枫桥经验为何拥有强大生命力?

作者: 2013-10-24 09:04:00来源:南方日报网络版

10月15日,老杨调解中心,杨光照正在接受群众反映问题。

枫桥派出所的“流动警务车”将派出所前移至村口。

 

        ◎调解是在依法的前提下进行,发动群众力量调解的过程,也是给群众传输法律、依法解决问题的过程。很多群众接受调解结果,不再另行上访投诉,正是依法治理的体现

        ◎枫桥经验并不意味着枫桥没有矛盾,事实上,枫桥群众信访等案件较多,在将大量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同时,枫桥通过网格化管理等措施,将一些复杂矛盾尽量稳控在基层,不被激化

        妻子叫了一帮人,准备砸店。丈夫请来一车光头佬,抡起刀棍。夫妻之战,一触即发。

        2011年12月,枫桥镇钟瑛村店面招租,一名外来男子带着“小三”前来投标,被妻子发现,夫妻矛盾爆发,遂引发对峙场面。

        关键时刻,村支书何升英将村干部分成两队,和本村群众分头苦劝外地夫妻。最终,男子退了店面,夫妻和平离开枫桥。

        从事发到结束,竟然没有报警。这种“依靠和发动群众,矛盾不上交”的做法,正是当下备受关注的枫桥经验。

        1963年,浙江省绍兴市诸暨枫桥的干群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,创造了“发动和依靠群众,坚持矛盾不上交,就地解决”的枫桥经验。毛泽东主席对此作出批示,要求各地效仿,试点推广。半个世纪来,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。

        在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之际,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,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,发扬优良作风,适应时代要求,创新群众工作方法,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,把枫桥经验坚持好、发展好,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、贯彻好。

        中国正处转型关键期,在社会矛盾多发的当前,学习枫桥经验的创新方法,正确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,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。而此主题,正与本报系列报道《我是谁》高度契合,为此,本报记者走访枫桥一周,试图真实呈现寄托着破解时代难题重任的枫桥经验。

        ●依法调解

        很多地方会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寄托在依法上,但不少群众“前脚刚拿判决书,后脚就去信访局”,如何让群众懂法信法是枫桥构建大调解体系中的关键

        10月15日上午10时许,枫桥镇派出所老杨调解中心,64岁的民警杨光照正耐心听取和记录群众的投诉。

        从2004年当社区民警开始,老杨当“和事佬”已近20年,因为做事公道,调解治安、民事纠纷得力,当地百姓流传“有问题找老杨”的说法,有群众甚至改其名为“阳光照”。去年,已到退休之年的他,在当地群众的挽留下,毅然留了下来。

        不久前,在浙江省上虞市,来自贵州的龙某帮老板陈某看守鱼塘时,不幸摔入鱼塘,溺水身亡。家属索赔50万元,老板只肯陪10万元,双方无法谈妥,家属带着好多人,连续几次要找老板算账。

        9月9日,老板陈某找到老杨,希望帮其调解。“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,属于临时工,从法律上来说,属于意外事故”。有了基本判断后,老杨跟死者家属说,龙某不小心掉入鱼塘,本身也存在过失,老板从人道的角度,要尽量多赔。

        随后,老杨跟老板说:“人家毕竟一条命没了,背后还有妻子儿女,能多赔一点是一点。”最终,参照意外死亡的赔偿标准,并从人道出发,老板给死者家属赔偿了18万元,矛盾得以解决。“赔偿要有依据,不能漫天要价。”老杨说。

        实际上,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,很多地方会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寄托在依法上,但不少群众是“前脚刚拿判决书,后脚就去信访局”,如何让群众懂法信法是枫桥构建大调解体系中的关键。

        在跟随老杨工作的时间里,记者发现,无论处理什么纠纷,老杨都会从法说起。“处理任何矛盾,首先得讲法,用法律判断大是大非;二是说理,讲道理,将心比心;三是讲情,人性化地打动人”。丰富的调解经历让老杨感受到,只要在“法、理、情”之间找到平衡,很多矛盾都有调解的可能。

        老杨所记录的调解日记已有厚厚105本,每年通过老杨调解中心解决的矛盾大约有150宗,调解成功率保持在98%以上。

        而在诸暨,与“老杨”相似的调解机构众多,在搭建大调解体系的过程中,形成了一批诸如“老朱”、“江大姐”等品牌调解机构,他们被当地群众广泛认可。“品牌的公信力不在于人,靠的是处事是否依法、公道。”老杨认为。

        枫桥镇委副书记陈勇告诉记者,枫桥构建了大调解的体系,成立综治办、公安、司法、信访、劳动和社会保障、流动人口服务站等12个部门参加的镇综治工作中心,人民调解、司法调解、行政调解有机结合,摸排、分析、受理、化解基层矛盾。

        同时,枫桥还建立了联动机制,一旦遇到比较复杂的矛盾,涉及多部门的,还要整合多方的力量,联动调解。

        据不完全统计,诸暨市有800多支调解组织,3000多名调解员。“这些渠道的建立,相当一部分矛盾可以及时反映出来。”陈勇认为,不管调解结果如何,关键是政府可以及时掌握信息,“信息不对称,才是最麻烦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 诸暨市公安局副局长、枫桥镇派出所所长付海林分析,大调解之所以能够将大量矛盾在基层化解,一是以调查为保障,以事实为基础;二是刚性执法与柔性说服教育相结合。

        诸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杨永水认为,调解是在依法的前提下进行,发动群众力量调解的过程,也是给群众传输法律、依法解决问题的过程。很多群众接受调解结果,不再另行上访投诉,正是依法治理的体现。

        ●群众警务

        枫桥镇派出所将全镇分为3个警务站,28个村建立警务点,村民代表当平安专管员,构建了警察、村干部、群众联动的“群众警务”模式

        枫桥镇面积165平方公里,全镇约有9.6万人,其中,常住人口约7.6万人,流动人口约2万人。枫桥派出所一年出警的案件有3000宗左右,其中,刑事案件330宗,治安案件约350宗,不少纠纷通过调解直接解决。“总体来说,治安相对较好。”付海林说。

        不过,这个经济活跃、群众诉求多的中国小镇,却只有27名警员,这不禁让前来考察学习的人员感叹。

        其背后,是枫桥派出所建立的群众警务模式:警力前移最大化,将全镇分为3个警务站,28个村建立警务点,由村民选举村民代表作为警务点的平安专管员。警务站派12名警察,按照1∶4的比例,共配置48名协警。

        枫桥派出所给每位平安专管员配置手机,具有GPS定位功能,还与公安联网,平安专管员要通过手机,上报辖区内不稳定的因素,供各级部门分析研判,做好矛盾防控。

        今年7月,枫桥镇新择湖村,一辆钩机在施工时不慎挖到了村民家的墙,双方因此发生口角,村民十分激动,砸坏钩机,殴打司机。接到报警,镇南片区的民警马上通过GPS,通知距离事发地最近的平安专管员楼作根。

        59岁的楼作根是村里的老调解员,接报后,他马上通知村干部,一同赶往事发地,在派出所民警到达前及时控制殴打场面。

        “本来村民有理的,但却采取非法手段维权,还打伤了人,变得无理。”楼作根告诉记者,在他们的调解下,村民最终给司机赔偿2000元。

        “平安专管员相当于‘乡村110’。”付海林认为,一旦110信息中心接到电话,社区民警可以通过手机定位功能,通知离事发地最近的平安专管员及时到达现场。“早介入,尽可能控制矛盾升级,就能提高化解矛盾的成功率”。

       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,枫桥镇很多村均发动本村群众,购买各种设备,组建村消防队、治安联防队等,一旦村里发生紧急情况,村干部、群众均可以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置。

        付海林认为,群众警务不仅拉近了警察和群众的距离,更重要的是建立解决矛盾的“专群结合”工作机制,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内生力量,共同解决社会治安问题,极大地缓解了派出所的治安压力。

        ●矛盾稳控

        枫桥经验的维稳,是动态的维稳,通过发动群众,依靠群众力量,将矛盾尽量化解。老百姓有冤屈,重视他们的诉求,发生恶性事件的几率就小

        从年初开始,诸暨要求拆除全市包括市区和农村的违章建筑,这是涉及部分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。

        记者了解到,当地在强制拆除开展之前,启动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,政法委、综治委负责监督,主管部门负责调查走访,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,被列为工作重点。

       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拆除违建的工作启动后,工作对象首先是领导干部的违建,其次是党员和普通干部,第三步是企业,最后才是老百姓。“避免出现选择性执法的情况”。

        将枫桥经验用于拆除违建,确实大大减少了工作阻力。不过,在记者的走访中获悉,也有个别群众提出异议。

        实际上,尽管枫桥经验十分出名,新时期枫桥镇的创新举措,确实将大量矛盾化解在基层,做到了“小事不出村,大事不出镇”,但这并不意味着枫桥没有矛盾。

        “经济发展快的地区,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越高,维权的意识也不断提高。”陈勇说,一直以来,枫桥老百姓的维权意识强,信访、打官司、上访等比较普遍。在枫桥经验的影响下,群众比较讲道理,恶性伤害、群体性等事件比较少。

        杨永水也提出,调解并非万能,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,群众仍会上访。要调解化解破解难题,就要更加强调走群众路线,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法。“目前的维稳,狭义的理解是动用政府资源维稳。而枫桥经验的维稳,则是动态的维稳,要求通过发动群众,依靠群众力量,将矛盾尽量化解”。

        陈勇认为,枫桥经验一直在创新发展,面对多发的社会矛盾,更加要求以人为本,畅通群众反映诉求的渠道。为此,枫桥镇形成了接访和解决问题的工作制度,镇领导干部要工作日门诊、双休日出诊、不定期会诊。当然,有个别群众会误以为基层官官相护,想等到市领导下基层接访时,再向领导反映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 “小事一拖就容易变成大事”。对一些部门接到群众投诉后存在推诿的情况,枫桥镇专门建立了监督协调机制,敦促相关部门积极处理,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。

        从目前来看,全国信访案件依然不少,尤其是土地征用、拆迁、历史遗留问题等引发的信访,不在少数。如何将这些矛盾化解在源头,控制在苗头,成为各地亟须克服的难题。

        枫桥镇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,一些比较激烈、超越乡镇职权的矛盾,以及一些涉访涉讼的矛盾,短时间内,镇政府也确实难以解决,但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,最起码可以让这些矛盾处于稳控的状态。

        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,解决小事情,化解大矛盾,绝不能触动矛盾的燃点。”这位负责人认为,一些暂时无法解决的矛盾,要尽量将矛盾稳控在当地,不能任由矛盾发展,否则一旦矛盾各方抱团,事情就容易闹大。

        为此,枫桥镇还建立了防控矛盾的网格化管理办法。全镇28个村(社区)分成1080个网格,村“两委”干部、党小组长、村民小组长、党员和村民代表联系农户,发动党员和村民代表担任网格联系人,定期排查和上报村里的情况。同时,镇干部除了做好分管工作外,还要包村包片,负责协调解决对点村的所有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 “老百姓有冤屈,重视他们的诉求,疏导好了,防控到位,发生恶性事件的几率就小。”陈勇举例说,不久前,该镇很重视一位上访人员的情况,虽然无法解决其提出的诉求,但政府从生活上给其关照,帮其入低保,上访人员最后说:“我对政府没有意见,不会报复政府和社会。”

        ▶对话

        绍兴市政法委副书记、绍兴市枫桥经验研究会副会长马永定:

        依靠群众破解维稳难题

        南方日报: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,你觉得枫桥经验的内涵是什么?

        马永定:我们曾把枫桥经验归纳为“小事不出村,大事不出镇,矛盾不上交”,但今天,小事不出村难做到了,大事不出镇也做不到了,新时期,矛盾不出市、不出省都很难做到。因此,这不是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。

        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什么?我们回顾历史,毛泽东同志当年对枫桥经验作出批示后,又向相关负责同志指出,枫桥经验回答了两个问题:一是群众为什么懂得这样做;二是群众发动起来后,做得并不比你们差,并不比你们弱,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……

        50年来,根据党和国家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,枫桥经验先后探索总结出“依靠群众,为‘四类分子’摘帽”、“依靠群众,化解矛盾,做到小事不出村,大事不出镇,矛盾不上交”、“依靠群众,教育人、挽救人、感化人”、“依靠群众,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”等。其实,这些都是枫桥经验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,而不是精髓。

        如果把其他东西都去掉,就只剩下发动和依靠群众。新时期的枫桥经验其实就是“在党的领导下,发动和依靠群众,就地预防化解矛盾”。

        也就是说,时代在变,群众工作方法在变,枫桥经验的表现形式也在变,但始终不变的,是群众。

        南方日报:你认为中央为什么特别重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?

        马永定:从国家的角度来说,当前国内面临的大背景是,改革发展进入攻坚阶段,社会矛盾多发,且主要是利益矛盾,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。这些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,因此,处理这些矛盾要靠基层,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自治,来解决因这些矛盾而引发的信访维稳等难题。

        实际上,对于老百姓来说,他们最关注自身利益,关注纠纷是怎么产生的,关注矛盾的症结在哪里。作为执政党,关键是如何把群众组织好,发动好,引导群众通过正当的途径,将矛盾解决好、化解好。

        那么,今天的枫桥经验要如何创新?实际上,枫桥经验本身已经包含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,我们就是要通过法治来判断大是大非,来解决化解矛盾。

        南方日报:很多地方也会提出,解决问题要靠法治,但问题是,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,即使走了司法程序,但法院判决后,部分群众又走上信访的道路。枫桥经验能否破解全国面临的共性难题?

        马永定:应该说,经过枫桥的努力,大多数矛盾都得到解决。但因为矛盾比较复杂,有些矛盾是就地产生的,当地就可以采取办法解决。但有些矛盾不是下面产生的,是我们目前的工作机制在执行中引发的。对此,我们绍兴创新了一种方法,就是基层政府引导群众,陪同群众到上级相关部门上访,大家一起坐下来研究,把群众的矛盾解决掉,最起码是让矛盾处于可控的状态。

        但不管怎样,还是要把群众放在心中。作为政府,要有人问事,有人管事,有人办事,这样就容易化解矛盾。现在有些信访问题,群众为什么要到上面,因为下面有些职能部门责任没有落实,觉得事不关己,推掉算了。群众到了上面,但上面又打回给当地处理。如此时间一拖,事情就容易变大。

 

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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